美国对华关税加征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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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自2018年美国政府宣布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以来，这一贸易摩擦已经演变为一场持续影响全球供应链和国际贸易关系的复杂博弈。这场始于特朗普时期的政策至今已走过五个年头，[1]期间经历了协议签署、税率调整、协议破裂与升级的多个阶段。

最初的导火索是2018年7月美国对中国输美商品实施了约25%的关税，涵盖了约5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到了2019年7月，作为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一部分，部分与协定相关的商品得以缓征或排除关税，并将之前已征的关税进行了区隔管理。然而，进入2019年9月，美国再次扩大了征税范围，触及金额高达2000亿美元的商品类别，并引入了新的从价税机制，税率高达10-20%。这种税收形式意味着关税的征收将依据商品成本，给出口企业带来了可预测性挑战。随后，自2018年8月起便已对约3400亿美元中国商品持续征税的关税政策，在2021年和2022年间继续适用，尽管经历了政策反复、企业艰难调整和供应链不断重新配置等困难。到了2022年由于全球芯片短缺且应用于光伏产品的临时豁免背景，有小幅税率下调至36%的消息，但争议和不确定性依然存在。

美国从对钢铁、铝材、洗衣机等行业的先例中汲取经验，并在与中国的贸易争端中将增税政策拓宽至信息技术、消费品、资本品甚至是看似已进入市场平稳期的高科技制造业（如飞机部件）。分析显示，自2018年下半年以来，机械设备（如机器人、发电机）和电子信息产品的部分税项增长约130亿美元，而同期日用类产品则见证了高达110亿美元税额的直接征收。此外，自2019年起，卫星与通讯设备、医疗影像与仪器、水产品等产品门类也开始被纳入关税征收清单，进一步展现了征税范围的扩大化。

对中国出口至美国市场的产品造成长期结构性影响已无需赘言，增税导致许多企业被迫调高在美国市场的售价，侵蚀了利润空间，一部分竞争力较弱的企业不得不收缩相关业务规模。税务成本的增加也推高了产品用汇成本，提高了产品定制化难度或拉长了生产周期。即便在贸易战暂时缓和的阶段，如中美经贸协议签署时期，当时有关方面初步克服了部分关税影响，但随着协议后续条件收紧，这些积极成果也大打折扣。从根本上讲，这对企业成本结构、全球定价策略乃至自由现金流都构成了系统性挑战。

在税率调整方面，自实施以来美国已采用不同税率策略组合。首次广泛部署时采用的是固定比例税率（25%）作为主要机制，例如对约3500亿美元产品实施的措施；而在后续对另外约1900亿美元产品增税的操作中，侧重采用了针对出口成本比例较高的产品列出专门从价公式征收10%-20%税率的模式，该类商品多以中间品形态流转于国际市场。由此形成了不同原则并行不悖的政策组合，操作层面因此也显著影响进口企业规避机制的选择和相对成本比较分析。

面对本轮高额并广泛增征关税挑战，已有近十个经济体通过共同声明或双边渠道协同回应，公布了针对性反制措施。非盟、欧盟、G20成员国共同曝光了调整贸易规则的意图，日本、巴西等国签署联合声明详述了限制或访问评估计划，提出调整贸易政策的方面。具体反制工具包括但不限于提高来自美国商品的进口关税；设立行业补偿计划；利用本地化生产政策和监管审批流程限制等保护本国工业基础并减缓价值损失。例如，最早在2023年宣布立场的俄罗斯，已正式对涉及一系列商品给予高额报复性关税。然而欧盟面临两难：既要考虑维护其同美国的经济联盟关系，又要面对美国迫使中国减免关税以尝试挽救双边关系的努力，美国的立场曾一度要求中国将部分影响因素从对美出口中剔除，这严重影响了全球贸易秩序。

综上，美国自2018年以来对中国持续应用的关税策略，其目标在于重新配置中美贸易格局、促进国内制造业就业以及通过施压途径重谈更有利的贸易条款。然而，实施过程揭示了多重复杂性和难以消除的负面效应，应审慎综合作用因素，包括全球供应链韧性、他国响应机制以及宏观经济变局等综合影响，才有望理解这一贸易摩擦最终呈现何种结局。